2009年8月5日，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及成就。新闻司副司长姜瑜主持吹风会，50余名中外记者参加。

　　一、关于中国的政策立场和行动

　　于大使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均GDP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中国面临着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责无旁贷，我们积极克服困难，尽力而为，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中国已经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从2005年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指标。这是中国为自己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经过3年持续努力，已经实现了单位GDP能耗降低10.1%。今年又提出再降低单位GDP能耗5%的目标，明年会继续做出相应的努力。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决心、有信心努力完成这个目标。仅通过提高能效一项，我们就有望五年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也就是说每年减排3亿吨。大家可以把这个数字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以及所实现的实际减排量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中国的努力和成就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跟任何国家相比都不逊色。

　　中国非常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重达到10%，2020年达到15%。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要构成，而煤的燃烧会产生比较大的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希望通过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煤的消耗，由此相应减少污染物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方面，中国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2008年，中国的水电和太阳能的利用均居世界首位，风能利用居世界第四位。此外，还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沼气利用。到2007年，中国农村沼气用户达到2600多万户，每年可替代近1600万吨标煤，相当于每年减排二氧化碳4400万吨。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形成了共同挑战，中国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出于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中国政府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动摇，行动不松懈。去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中，有5800亿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根据汇丰银行一项统计，用这么大的资金投入比例用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中国排名世界第二。我们还拿出财政补贴，对空调、冰箱、汽车等十类高效节能产品实施惠民工程，争取把高效节能产品的比例从5%提高到30%，通过全社会的日常行动实现更大的节能减排目标。

　　于大使强调，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目标是明确的，措施是扎实有力的。他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讲，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效方面，中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最根本的是，我们认识到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节能减排，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能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二、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于大使表示，哥本哈根会议是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中国高度重视。现在出现了许多全球性问题，但气候变化问题应该说是最能反映“地球村”这个理念，最能反映全人类同舟共济的一个全球性问题。面对全球变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讲自己不会受到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国际社会竭诚合作。因此，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哥本哈根会议必须成功，并为加强2010年后的国际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为确保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有三个方面的事情要做：一是要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里应该承担的大幅减排指标，并确保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二是要做出有效机制安排，确保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和巴厘路线图的规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三是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适当的减缓行动。

　　“巴厘路线图”达成以来，国际社会的谈判已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谈判进展十分缓慢。现在距离哥本哈根会议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拿出充分的政治诚意，切实履行各自所做承诺，不仅口头上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上，确保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中国政府将继续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加有关谈判，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发挥建设性作用。

　　于大使随后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于中国是否接受排放上限、何时达到“峰值”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接受量化减排指标，于大使指出，一个国家的排放何时能达到峰值或最高上限取决于很多因素。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排放何时达到峰值，要看我们的发展阶段、人均GDP、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同时还要看国际合作，尤其是技术合作的力度。中国的排放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峰值是我们的专家和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的问题。作为中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更早地达到排放峰值，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世界人民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利益。

　　关于中国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减排的立场是否发生变化，于大使表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确定2012年后发达国家减排的指标，具体指标要通过谈判来确定，应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结果。在发达国家减排幅度问题上，中国立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中方一贯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历史责任，它们应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大幅减排。这不仅是中国的立场主张，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原则立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承认其历史责任，也接受其应该率先大幅减排的要求，这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发达国家应减排40%的要求。这个数字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发达国家不仅在口头上承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也在行动上表现出来，那就是大幅减排。

　　关于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合作，于大使表示，中方注意到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政策立场，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中美双方就气候变化问题保持着经常性的磋商和交流，这些磋商和交流很有成果，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比如双方都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各自重要的贡献；双方都重视哥本哈根会议，都愿意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双方都有充分的意愿，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中美两国从能源结构方面对煤炭的依赖度都很高，所以如何更有效地使用煤炭资源，提高能效，减少排放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国都提出了各自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国家方案。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中美双方都重视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双方已充分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下一步需要做的是有关专家和官员就如何细化和落实双方合作展开工作。

　　关于进一步分化发展中国家以承担有区别责任的问题，于大使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一样的。比如中国和巴哈马两个国家，在土地、人口、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差异都很大。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的基础和来源。这项原则的基础是历史责任。是谁造成了全球变暖？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过去一两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没有节制地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累积下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哈马，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是受害者。同巴哈马这样比较小或经济发展状况不如中国的国家来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够采取的行动肯定是不同的。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能力不同，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和能力采取国内适当减缓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关于一些中国学者提出把外资公司造成的排放从中国的排放量中减去的计算排放量的想法，于大使表示，中国的很多机构、学者都非常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同建议和主张。国外一些学者也持有同样看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生产的产品不仅是在中国消耗，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供应给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使用。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约有20%左右是用于供国外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上面，国外的消费者使用了中国生产的价廉物美的产品，相关的排放如果要算在中国头上，这是否公平？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看排放不能够只看现实，不看历史，不能够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不能够只看生产，不看消费。

　　于大使强调，中方将以积极态度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