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辛格会长，
各位朋友：
纳玛斯代（早上好）！
很荣幸应邀来到印度三军协会，与各位朋友见面。三军协会是印度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重要智库之一。感谢辛格会长的邀请和刚才热情的发言。
上个月，我访问阿萨姆邦，专程祭扫郎通二战中国军人墓地。那里长眠着400多位年轻士兵和军官，我只发现了一个名字，其余都是无名墓碑。那只是墓地之一。1942年至1945年间，他们与英、印盟军并肩作战，近10万人长眠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家人（如果有的话），至今都不知道他们魂归何处。这就是军人。
军人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守卫和平。我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外交官和军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外交官也意味着奉献、纪律，也意味着追求和平。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军人们表示敬意。
我来自中国，中印是邻国，有千年友好历史，有现实共同利益，也不时有些恩怨纠葛。
首先，我想谈谈中国人怎么看印度。
一说起印度，首先是两国交往历史长，文化融合深。印度使中国人马上想到印度河文明，想到佛陀，想到“丝绸之路”。公元67年，中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他的顾问告诉他这是佛陀。他便派使臣去迎请佛陀，途中遇见两位白马驮经的印度僧人。他们一起返回了当时的首都洛阳。于是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当然这不是中国史书首次记载中印交往，此前中印已有数百年交往。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了洛阳白马寺，好意地向该寺捐建了一座印度风格的佛殿，成为中印友谊的新象征。
在中国泉州，相当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还有印度教寺庙。泉州是海上“丝路”的出发点。可见当时印度商人旅居泉州的盛况，也可见泉州因海上“丝路”多么繁华。
我不久前访问了阿旃陀。这里是中国敦煌、云冈和龙门石窟的发源地，其洞窟、雕塑、壁画风格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国史书上记载很多高僧大德，如玄奘、法显、菩提达摩，沿“丝路”在中印之间传播文化，推动交流。中印不久前刚刚合拍了电影《功夫瑜伽》。我正在推动合拍另一部电影《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公元6世纪初来到中国，成为禅宗和少林武术的鼻祖。18世纪以前，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印度。
第二，中印历史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也是双方的缘分。中印同是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孔子，同时在印度诞生了佛陀。佛陀比孔子大10岁。中国第一个统一帝王是秦始皇，第一个统一印度的帝王是阿育王。他们也生活在相同时期。中国的盛唐是印度黄金时期的笈多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是中国的清朝盛世。之后中印几乎同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又几乎同时获得独立和解放。历史的高度相似性反映了两国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以及密切交往的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共同发明了“潘查希拉”。
第三，印度有句著名的旅游宣传口号，叫“不可思议的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印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山川秀丽，独具情调。中国人认为印度人都很聪明，思辨思维发达，数学很好，人人都是IT天才，而且能歌善舞。这是印度古代《奥义书》留下的传统。各个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踪迹，从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大同教、拜火教。印度也出现了许多伟人，如罗摩、佛陀、商竭罗、阿克巴尔，圣雄甘地、文豪泰戈尔等。这些年，随着印度推广瑜伽，瑜伽在中国白领阶层深受欢迎。中国成立了瑜伽大学，协会也纷纷成立，我们使馆也有瑜伽练习爱好者。印度的饮食在中国也很有名，很香辣，咖喱味十足，特别是坦杜里鸡、贾巴迪饼。
总之，中国人谈到印度，都是美好的印象。
就我本人而言，印度是我第二故乡。进入外交部前，我在一家智库研究印度。我加入外交界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能有机会来印度。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成为外交官似乎是来印度的唯一途径。我首次常驻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此后我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双边关系中的许多重要事件。我的夫人江亦丽是德里大学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博士。
各位朋友，
我愿和大家分享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发展及中印关系。
与我20多年前第一次来印度常驻时相比，这里的生态环境依然良好，德里市容更整洁，道路更宽敞，新建筑拔地而起。地铁、高速公路更是让我感受到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我已访问了马哈拉施特拉邦、阿萨姆、拉贾斯坦邦、西孟加拉邦，发现印当地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很大发展。最新数据显示，印GDP已达2.2万亿美元，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GDP增速居世界第一。我对印度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我也很高兴看到，中国对印度发展作出了贡献。目前，中印贸易额超过700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累计投资近50亿美元，500多家中资企业在印度扎根。去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百万，每周往来80个航班。
与此同时，中国GDP达11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也有印度的贡献。
我们真诚希望印度发展得更好。这不仅对印度人民有利，也能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一些西方朋友误解中国，认为“龙象之争”势在必然，中国不愿看到印度发展。这是错的。我们不仅希望印度发展，还愿意帮助印度发展，更愿意一起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们高度重视中印关系。只有良好的双边关系，才能推进发展，为共同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双边关系与共同发展是合二为一的。
首先，我们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理念相似，发展战略契合。我们都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推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规划。印度也处在改革发展重要时期，莫迪总理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倡议。两国应实现发展战略对接，谋求共同发展。
第二，我们要继续深化经贸务实合作。我们应积极探讨建立中印自贸区或区域贸易安排，鼓励开展大项目合作。期待万达、华夏幸福等企业在印度投资建设产业新城早日开花结果，促进当地就业，助力印度发展。双方还可加强新能源合作，打造合作新增长点。
第三，我们要继续密切政治、人文等领域交流。我们应发挥高层互动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今年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将有机会在上合峰会、G20峰会及金砖峰会期间会晤。双方还将扩大两国地方、青年交流。下个月中国将接待印度200名青年访华。
第四，我们要妥善管控分歧。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印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也很正常。即使是一家人，也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管控好老问题，积极为新问题求解，同时通过聚焦合作缩小分歧，通过解决分歧推动双边关系更加健康发展。
第五，我们要为双边关系发展设立远景目标。可考虑，一是商签中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二是重启中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三是争取在边界问题上取得早期收获，四是积极探讨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东向行动”等战略对接。
各位朋友，
“一带一路”战略和互联互通可以为中印共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亮点。“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是推进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当前印度改革开放的政策很吸引人，提出了“印度制造”等战略规划，外交上提出了“东进战略”、“香料之路”等，也提出了很多互联互通的倡议，大力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协议（BIMSTEC）。我们两大邻国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方面应是天然合作伙伴。
目前，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差13年，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中国之所以能够领跑13年，主要是因为中国当年实行改革开放提早了13年。印度通用英语，拥有人口红利、市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优势，也有IT、生物制药、宝莱坞等行业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就全球范围看，当前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对印度自由贸易不利；印度周边不像中国。中国改革开放，面临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深圳因邻近香港才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印政体不同，中国政策延续性强。印度选举政治有自身优势，但也可能带来政策变化，至少是节奏的变化；中国确定改革开放为中心任务后，举国全力以赴。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领导层以外促内、助推改革的典型事例。我来印后，感到印度某些官僚一定程度上跟不上政治家步伐，有些政策落地慢，地方邦区对吸引投资、开展贸易的积极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与印度一些倡议类似，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环节，聚焦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契合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为印度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我们注意到，印方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对积极，前不久主持了第三次专家组会议。印度是亚投行的创始国成员之一，并派出了副行长,前两天亚投行还为印度“全民电力计划”在安得拉邦的项目拨款。
尽管如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保留，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区，涉及印度领土主权关切。中方无意介入印巴领土主权争议，主张双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旨在促进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不涉及也不影响主权争议问题。历史上，中印也有将领土争议和双边关系脱钩的成功先例。历史上，我们就沿着“丝绸之路”开展了十分密切的合作。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这种合作？总的来说，中方同印方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因为这对印度有利，对中国也有利。
印度有些媒体认为，中国在南亚处理关系时总是巴基斯坦第一。我想说的是，这不对。简单地说，我们是中国第一，我们是根据是非曲直来处理问题。比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我们在90年代以前一直主张联合国决议，之后转而支持《西姆拉协定》双边解决。这是对印度的照顾。现在没有印度朋友记住这件事了，或者说故意选择忘掉。在核供应国集团（NSG）问题上，我们不反对任何国家加入，只是认为可先确定加入标准。在对印巴劝和促谈问题上，我们希望印巴友好相处，这对地区稳定有利，对中国有利。中印巴发展、地区稳定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友好的关系。否则怎么开放、怎么发展？因而我们表态印巴有矛盾时，中国愿意调停。当然前提是印巴都有意愿。我们是出自善意的。没有问题当然更好。我在巴基斯坦出任大使时，曾经历孟买“11·26”恐袭案，当时就做了很多调停工作。
各位朋友，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中印反恐问题。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印，分别会见了莫迪总理和内政部长辛格，就加强反恐和安全合作深入沟通。此前双方还举行了高级别安全与反恐会晤，开启了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我全程参加了会见，深受鼓舞。
中国是恐怖主义受害国。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塔利班曾训练“东伊运”分子。之后“东伊运”分子长期藏匿在巴阿边境地区，影响中国新疆安全和稳定。“东伊运”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现在仍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愿同印、巴加强合作。我在巴当大使时，也深知巴深受其害。我女儿当时只有9岁，随我在巴常驻，每次回国休假，一返回北京机场，都会仰天长叹，感慨可以自由活动了。我想说的是，第一，中国坚定反恐。第二，中国愿与印及国际社会一道坚定反恐，恐怖主义无国界。第三，各国要有一致的政策、共识和行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