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1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亚洲协会联合举办的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全文如下：
后危机时代的中西方关系和香港的作用
傅 莹
香港会展中心，2011年7月11日
谢谢郑家纯博士的介绍，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大家出席晚餐会。
我这些年经常来香港，每次都被这座城市的蓬勃活力所感染。还记得80年代中期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香港回归“后果难料”。今天，香港不仅更加繁荣，而且仍在强势前行，香港回归后的成功举世公认。
接到演讲邀请后，我一直拿不太准应该讲些什么。 香港资讯发达，要讲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内容没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从一个主管欧洲业务的中国外交官的角度和大家谈几点体会，或许能让大家更多了解中国看问题的视角。
近来我去了几趟欧洲，最近的一次是陪同温家宝总理访问匈牙利、英国和德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得到热烈欢迎，各国对与中国合作抱有很高期待。
据观察，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德国率先实现复苏，爱尔兰等国经济已开始好转，多数国家的政府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成了流行词。
然而整体情况尚不乐观，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8%，美国增长不到2%，低于前两个季度。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是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并蔓延至发达国家，影响了当地消费。
在欧元区，人们最关心的是债务问题。访欧期间，欧洲讨论最多的是希腊债务危机。希腊议会通过新的改革措施，并将获得欧盟资助。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有关债务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我们在密切关注形势的每一步发展。
欧洲失业问题也很严重。访英期间，我们和MG汽车公司的工人共进午餐，据他们说，在当地、在英国其他各大城市和欧洲各国都存在失业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犯了借贷过度的错误？为什么欧洲引以为傲的福利制度会最终入不敷出？
我们注意到，西方不少国家正在进行反思，并采取改革措施摆脱困境。当然，要说服大家放弃舒适的生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并不容易，要在改革和满足人民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显然是有难度的。
发达国家能够走上复苏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很重要。因为我们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彼此相互依存。没有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又怎能持续健康增长？因此我们在密切关注形势变化，明确支持态度，尽可能伸出援手。
此外，中国也面临进一步建设法治，完善社保体系的任务。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借鉴价值。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目前西方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愿望非常强烈。
温总理访欧期间，与三国签署数十项协议，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比如在匈牙利，双方就推动两国企业合作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此提供10亿欧元专项贷款资金。
中英签署了12项协议，并就英方关切的老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交流。中方提议下半年在英国举行研讨会，讨论在华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外界对中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认识。事实上，正有家中国公司起诉一家英国企业侵犯其知识产权，这反映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我们需要鼓励更多英国企业同中国开展合作。
中德磋商双方阵容都很强大，这也是中国首次和其他国家举办如此规模的政府间磋商，德国人称之为“联合内阁对话”。中方派出10位部长、4位副部长，与来自德国的16名正副部长在两国总理的率领下，进行了热烈、深入、前瞻性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各领域推进合作，提高两国的国际竞争力，取得了圆满成功，显示了两国加强合作、发展伙伴关系的经济兴趣和政治意愿。
中欧都强烈希望超越简单买卖关系，开展战略合作，如进行联合研究，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等。
欧洲对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抱有很高期待。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为欧盟及其成员与中方探讨进一步扩大、加深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上面讲的是中欧关系和中西方关系的积极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之间不存在困难或者分歧，当前分歧的一面有可能比以前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有时我们的合作伙伴一手和中国合作，另一手时不时地要敲打中国。我在这里提一个老掉牙的议题--“中国人权”。现在好像只要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就一定是错的。这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的“高帽”，只要带到你头上，你就是错了，永世不得翻身，任你如何辩解也无济于事。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多年翻译，当时人权就是中国和西方经常讨论的话题。还记得陪同一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去上海，其中一个成员对我说，“你们中国没有人权，你看上海这么好，你就没有搬来上海的自由。”
当年我只有北京粮票，没有上海粮票，确实无法去上海生活，更何况火车票就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工资。3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由迁徙早已不是问题。
我想在此提到一位著名政治家在批评中国时讲的话，他说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改进人权才能实现繁荣、稳定和成功。
我可以同意这个说法。让我们环顾当今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同时适用“繁荣、稳定、成功”这三个形容词？美国？还是英国？如果有一个国家符合条件，那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应该算一个，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完全具备采用这三个形容词的条件。
那按照同样的逻辑，是否可以反证中国在人权领域的确取得了进展？然而，人权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中西方关系的老大难，双方的讨论往往很难谈得通。
经历了很多辩论之后，我终于领悟到，西方在讨论中国人权问题时，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他们关心的已不再是《联合国宪章》序言和《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规定的、中国仍在努力改善的范畴内的人权问题，比如“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根据我们的理解，最主要、最首要的人权，应该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而不少西方人在有关中国人权的讨论中，把人权的概念窄化成个别人颠覆中国政府、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权利。这是中国法律不允许的。
看来我们的人权观不同，讨论的事实上也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在对话中才谈不拢，很难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中国并非站在人权的对立面，我们致力于改善人权并已经取得了进展。当然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不断前进。
如果你和中国人交流，你会发现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关切。党和政府有责任响应人民的呼声，改善民生。
希望有一天西方世界能认识，能真正理解中国，理解中国走过的历程和当今的发展阶段。
我有时和常驻北京的欧洲使节们辩论。他们讲欧洲人珍视人权是因为欧洲有着严重侵犯人权的惨痛过去。
我尊重他们的观点，尊重人们从自身历史经历总结经验教训。但如果要和中国对话，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被半殖民化、被欺凌和羞辱的不堪回首的往事。正因如此，我们才如此看重国家的独立。
这并不是说人权不重要，我前面说过，人权很重要。中国致力于发展和改善人权。当我们讨论人权的时候，应该基于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念。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进程的产物，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回顾历史、审视当前、展望未来的难得机遇。
中国能够走到今天不容易，尤其近30年，我们一直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还算不上长，我们需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不犯错误，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就像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说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中国在发扬民主决策机制方面也有很大发展。一年半以前，我结束了六年的海外常驻生涯回到国内， 注意到人民参与政府决策方面的活跃状况。
在中国，你会发现一些大政方针公布、执行的过程非常顺畅与平静，这是因为政策出炉前经过充分社会酝酿和讨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上个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修正案，旨在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政府建议将起征点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网上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3000还是太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在通过修正案时将起征点进一步上调至3500元。这是一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民意的典型例子。在中国，民主决策对保证出台政策的正确性，尽可能少犯错误十分重要。
我们经常听到西方对中国的另外一个关切，那就是中国会发展成一个怎样的国家？要在国际上发挥何种作用？
有些人对中国意图的解读听上去让人觉得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比如我们最近在欧洲的时候，当地媒体议论中国是否要“买下”整个欧洲。这显然是高估了中国的能力。而且中国买下欧洲来能做什么用呢？
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少。中欧都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欧洲人的问题要欧洲人自己想法子处理，大家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应对挑战。
不久前美国庆祝7月4日独立日，施放的烟花和悬挂的星条旗很多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到报道说，这也有人看不顺眼，认为美国过度依赖中国，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我倒想和美国人理论理论，麦当劳在中国开的店比美国还多。我们使用的高新技术很多是美国开发的，要说担心，也应该先轮到中国人担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相互高度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大家应该放松绷紧的神经，对自己有信心，对伙伴有信心，以平等伙伴的姿态多做积极的工作。
我不赞同所谓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说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西方撤出一些领域然后东方接手，而是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源从西方向更广阔的范围，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如果说以前只有经合组织的10多亿人口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那么现在30亿甚至更多人正在加入这个行列。我们需要改革和变化，以应对新的形势。
要理解中国，必须理解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中国最看重什么。
80年代初，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做出了世界正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判断。自那时起，中国一直埋头于经济建设。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和中国接触，帮助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30年来，中国一直沿着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不断向前，这是我们眼中的“势”，也就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世界上发生过不少战争与冲突，可能时不时会遮蔽了这个趋势，但归根结底，世界的大势仍然是发展经济，冷战的终结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而全球化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大势。
我最近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势”的问题。他说英文中没有专门对应的词，但他理解中国人说的“势”就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股强大的潮流，就像水从高处奔流而下，不可阻挡。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领导人的责任是找到“势”之所在，引领人民顺“势”而为。我觉得他的表述更加专业，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一位亚洲学者说过，中国必须坚守住自己经济发展的轨道，如果被诱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中国发展的进程就会改变。我赞同他的观点。中国不会背离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如果其他国家愿意，我们可以并肩而行，但如果有人想走上别的轨道，中国不会奉陪。
这就是为什么胡主席去年访问法国时，提出21世纪应成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世纪。这个表态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21世纪将是近代历史上实现和平、合作与发展的第一个百年，而此前的每个世纪都充斥着战争和冲突。
如果说通向这样一个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世纪有两把钥匙，那么一把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手中。我们决心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一把钥匙在发达国家手里，两把钥匙并用，才能开启合作的未来。接下来的几年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合作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西方是否也已做好准备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我们仍在等待答案。
香港始终是沟通中国和西方的桥梁，并且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荣。香港回归14年来，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采取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进了香港与内地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我仍然记得上世纪90年代香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朱镕基表示将倾尽内地全力支持香港。内地对香港的态度始终如一。
大家可能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专章勾画了支持港澳发展的蓝图，支持香港特区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巩固和提升香港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增加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
香港的成功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大智慧，得益于香港人民的辛勤努力，也离不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几十年来，香港一直发挥着内地和世界桥梁的作用。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三分之一经香港中转。
今天，中国经济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内地企业正在拓展国际市场，人们普遍预期中国对外投资将大幅增长，在此过程中，香港可顺势而为。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瓶颈主要是信息、专长和人才，这些都是香港的强项。希望香港能抓住机遇，帮助内地和西方在更高层次上更好地相互了解，开展更加紧密的相互合作。
邓小平当年做出“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显示了对香港人民的信心。当今世界，两种制度的两个国家要相互理解都有困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难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对内地、对香港都是如此。
过去14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国两制”要继续取得成功，需要内地和香港两种制度一如既往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帮助。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内地和香港的“两制”是要运行在“一国”范围之内，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香港有不少外国总领馆和国际机构代表处，也有很多外国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为促进香港、内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沟通和经贸往来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来自各国的朋友们继续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基本法，继续为香港的繁荣作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对香港同胞有充分的信心。尽管“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但香港同胞一定能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
中国人自己意见不一致时，有时会相互争论，发生矛盾，在家里也是一样，但我们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请相信我们。
最后，我要感谢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和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组织了今天的晚餐会。一个更加美好的香港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祝愿香港、中国和全世界的明天都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