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非常荣幸对您进行专访。今年十分特殊，恰逢中国与比利时建交55周年。您如何评价中比关系现状？
费大使：感谢你的采访，也感谢你提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2026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比建交55周年。我认为，中比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发展前景广阔。
《新闻报》：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前景？
费大使：中比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两国共同走过了55年的友好交往历程。建交55年来，双方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可以说，中比关系的发展成果丰硕，基础坚实，两国关系完全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无论是从两国发展需要、两国人民期待来看，还是从当今世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来看，中比双方都需要不断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新闻报》：比利时和欧洲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认为中国对欧洲，尤其是对比利时，是否存在某些误解？
费大使：中国的外交界和决策层总体上对比、欧有着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从普通民众的角度而言，许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将比利时和欧洲视作中国的朋友，因此他们也相信，比利时和欧洲人民同样会将中国人民视为朋友和伙伴。
《新闻报》：我们稍后将继续讨论这一话题。我想请您谈谈比利时首相德韦弗。您如何评价德韦弗首相？
费大使：德韦弗首相是比利时的政府首脑和领导人。中方对德韦弗首相表示高度尊重。55年来，高层交往始终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德韦弗首相就任以来也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去年比联邦政府成立不久后，德韦弗首相会见来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此后，王毅外长还同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可以说，德韦弗首相是比利时的重要领导人。
《新闻报》：您如何评价德韦弗首相近期的信函？此前，他曾就中国不公平竞争致信欧盟委员会。他表示，中国正在摧毁欧洲经济，中欧不再是竞争者，而是对手。您如何看待首相的言论？
费大使：我们注意到有关信函。获悉有关情况后，中国使馆同比方进行了沟通。我们了解到，首相对比利时和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及相关政策有自身看法。同时，比方也向我们表示，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比利时政府对中国抱有敌意。我们也注意到，媒体围绕这封所谓信函有不少报道。我们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其中大量新闻与事实不符，信函本身并非相关报道所描述的那么复杂。
《新闻报》：也就是说，确有这封信存在。
费大使：是的，确实有这样一封信。
《新闻报》：信函中确实使用了措辞较为强硬的表述。
费大使：确实有较为强硬的表述，但并非针对中国本身。
《新闻报》：您是指外界对此存在过度解读？
费大使：我本人并未直接阅读过这封信函，这是比方朋友告知我的情况。
《新闻报》：除信函外，比利时政界及不少欧洲领导人普遍对“不公平竞争”“产能过剩”“产业补贴”等问题存在关切。您是否理解欧方担忧？
费大使：我们理解欧方担忧的来源。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个别比利时领导人使用了较为强硬的措辞。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表述，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关切，这些问题一直是欧洲媒体关注的热点。中方理解欧方诸多关切。同时，我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担忧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之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去年，中欧贸易额已超8000亿美元。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双方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即便按照欧方数据计算，欧洲去年对华出口仍超2000亿美元。在货物贸易上，欧方存在逆差，但在服务贸易上，欧方长期对华保持较大顺差，这才是客观事实。以比利时为例，尽管去年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国际社会普遍对此表示担忧，但去年中比贸易仍保持增长。无论是中国对比出口，还是比利时对华出口，均实现正增长，而媒体往往对这些事实鲜有报道。
《新闻报》：尽管统计数据存在差异，双方贸易仍存在较大不平衡。比方、欧方部分领导人认为，这种不平衡源于中国产业政策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费大使：我对比方、欧方领导人抱有充分尊重，但同时，我并不认同他们提出的所有观点。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无论采用中方还是欧方的统计数据，我认为中比、中欧双方对巨大贸易差额不存在争议。与此同时，正如我刚才所说，中欧双方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各有顺差。其次，贸易差额并非新现象，而是长期形成的结果，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变化。回顾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前20年，中国对欧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如今，人们经常谈论中国新能源汽车，但事实上，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只是近几年的事。即便现在，中国汽车对欧出口规模每年不过约100万辆，在欧洲汽车市场所占份额不到10%。相比之下，无论是40年前还是现在，欧洲汽车始终在中国占据大量市场份额，而中国消费者和企业从未将其视为威胁。
《新闻报》：欧方有批评声音认为，由于中方产业补贴、产能过剩及内需不足，中国新能源汽车大量倾销欧洲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对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制造业造成风险。您是否理解这类批评？
费大使：中方了解这类批评，但并不认同这种有失偏颇的观点。首先，“倾销”是非常严肃的指控，不应被轻易使用。我认为，许多批评者没有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和事实依据，就轻率地得出“倾销”的结论。指责中方“倾销”背后的逻辑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产品依赖政府补贴，二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产品大量销往海外市场，但这两点实际上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多数中国汽车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确享受过政策补贴，但相关政策完全符合世贸组织和欧盟规则，因此，中国汽车出口不是靠“补”出来的。其次，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长快，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中国汽车市场规模约为2800万辆，对欧出口仅约100万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称之为“倾销”呢？若按照同样标准，德国去年超半数汽车用于出口，比利时85%以上的产品和服务面向国际市场，难道这也是“产能过剩”吗？难道德国和比利时也存在产业补贴吗？对于比利时和德国不适用的标准，也不应简单套用到中国身上。
《新闻报》：大使先生，我想请您回答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
费大使：当然可以。
《新闻报》：倘若您站在德韦弗首相或者冯德莱恩主席的角度看问题，作为比利时或欧洲领导人，您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政策及中欧经贸关系？欧洲应如何同中国竞争？
费大使：首先，这两位领导人的职务、身份远在我之上。其次，我也并非欧洲人。不过，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样的职业特点或许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一些挑战，但也有助于开阔视野，增进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状况的观察和思考。如果我站在比方、欧方的角度进行思考，我认为首先应认真分析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问题确实源于中国，那自然另当别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惯于将中国视为诸多问题的“替罪羊”，把自身面临的困难简单归咎于中国。把责任推给中国或许是一种容易的借口，但这无助于找到问题根源，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新闻报》：大使先生，我想向您展示一项名为“De Stemming”（意为“民意”）的最新民调结果。该调查由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公共广播机构及《标准报》共同开展。其中一个问题涉及比利时民众对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行为体的看法。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将中国视为盟友、对手，或两者皆非。您认为有多少比利时民众会将中国视为盟友？
费大使：我对相关民调和统计数据了解不多，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比利时民众不会将中国视为盟友。首先，这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结盟。
《新闻报》：结盟并非中国的目的。
费大使：是的。中国外交政策是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伙伴关系。
《新闻报》：我将向您展示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仅有约1%的荷语区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同认为俄罗斯是盟友的比例相当。相较而言，受访者更倾向于将美国视为对手，而非中国。在所有被提及的国家中，美国被视为最大对手，其次为中国。同时，认为中国是盟友的人数仍少于认为美国是盟友的人数。
费大使：这实际上回到了你最初提到的问题，即中国对比利时及欧洲认知中最大的误解。
《新闻报》：大使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进一步讨论有关间谍活动的问题。
费大使：我们的采访没有任何禁忌。这是一次开放、坦诚的讨论。
《新闻报》：感谢您的坦诚回应。
费大使：这也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新闻报》：非常感谢。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在其今年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应用程序及数字平台收集大量比利时用户数据。请问您如何看待比利时国家安全机构这一警告？
费大使：我完全理解比有关部门及民众对该报告的高度重视，这属于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作为中国外交官，我不对比利时任何主管机构作出质疑。但我认为，此类报告同事实严重不符。从中方的角度看，报告不具备任何实质依据。比利时不乏各类严肃报告，但此类报告不在其之列。有关做法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年度惯例，报告中的措辞也值得注意。作为记者，你对语言表达的细微差别应当十分清楚。这类报告中往往使用“可能”“或许”等不确定性表述，并无明确结论。多年来，在比利时媒体及安全机构、欧洲安全部门及美国的持续关注下，相关审查的强度可以想象。然而在如此长时间、如此多机构参与、投入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始终未见任何具有实质性的确凿证据。即便一些涉及所谓间谍活动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也未能形成最终定论，其中部分案件甚至被撤销。原因何在？正是因为缺乏证据。
《新闻报》：或许是因为中国的间谍活动过于高明，因此难以被发现。
费大使：如果中国的情报能力如此强大，那么美国的情报能力又该如何评价？难道美国的情报能力还不如中国、比利时和欧洲吗？我们应当基于事实和逻辑进行判断。中国的确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许多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指责，实际上与事实完全不符。与其将这些“帽子”扣在中国头上，不如认真追溯其来源。中方从未从事过有关指控中的活动。关于所谓“网络攻击”等说法，很多也只是从其他国家和渠道传入比利时和欧洲的信息、报告甚至是未经证实的指控。至于这些说法为何会被不断传入欧洲，相信不难理解其中缘由。
《新闻报》：大使先生，您能否保证，在比运营的中国企业不会依据中国法律被要求向中国有关部门提供数据？这正是相关报告对中方的指控。
费大使：我可以明确保证，中国企业、中国机构及在比利时和欧洲访问、工作、学习、生活的中国公民，都需要严格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遵守中国法律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比利时、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各国公民海外活动，并无任何区别。至于个别企业或个人的具体行为，如果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应当依据法律进行调查处理。有关国家和部门依法履职无可厚非，但相关工作应当遵循国际通行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以“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不应因企业或个人的国籍而采取区别对待。这既是中方主张和国际法基本要求，也是中方向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学到的重要原则。
《新闻报》：那么，所谓中国法律要求中方企业向国家提供相关数据的说法并不属实？
费大使：中国、比利时及欧盟都制定了各自的数据管理要求。只要各方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就不会存在问题。中国不会通过政府机构或行政手段要求企业从事不公平竞争。我们不担心比、欧这样做，也希望比、欧不要对中国抱有这样的疑虑。
《新闻报》：我想从比利时普通民众和读者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比利时国家安全部门发布的报告提醒民众对此类风险保持警惕。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中国大使则表示无需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民众为什么应该相信中方，而非本国安全部门发出的警告？
费大使：坦率地说，我并不认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报告。但我认为，通过今天的交流，你也能够看到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坦诚的态度。对于各方提出的关切和指控，中方愿意进行公开、深入的沟通交流。如有可能，我们也愿同安全部门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相比之下，我们注意到有关方面不断发布类似报告，这种做法同我们今天对话秉持的开放、坦诚原则相去甚远。
《新闻报》：除相关报告外，比方还曾启动司法调查，起因是有关指控称具有国家背景的中国黑客入侵比国家安全部门部分电子邮件通信系统。您对相关指控有何看法？
费大使：这并非什么新的指控。阅读有关报道后，我不禁感到可笑。首先，我看不出比利时有任何理由需要部署2000名特工来监视中国或中国驻比外交人员。这完全没有必要。当然，这取决于比方自身决定。其次，在认真查阅相关信息、指控内容及相关报道后，我了解到，问题据称源于一家负责比利时国家安全机构信息安全工作的美国公司所犯的错误。换言之，这一指控并非源自比方独立调查，而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告诉比利时朋友：“你们的信息遭到中方窃取，我们无法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十分荒唐，因此我不禁发笑。我也不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较强判断能力的比利时人民会轻信这类说法，因为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新闻报》：也就是说，中方完全没有参与相关事件？
费大使：目前不存在任何能够证明相关指控的事实依据。有关说法仅仅是媒体报道，既不属实，也十分荒谬。
《新闻报》：您认为最终不会发现任何能够同中国国家间谍活动相关联的证据？
费大使：如果有证据，请拿出来。我们完全愿意就此进行沟通，查明事实，妥处问题。中比建交已有55年，两国之间拥有成熟、畅通的沟通渠道。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双方都可以如往常一样通过坦诚交流处理分歧，而非借助第三方传递信息或表达关切。
《新闻报》：大使先生，我理解您的看法。但如果比利时有关部门最终认定此次针对比相关机构的事件确系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所为，这将对两国55年的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费大使：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轻率下结论之前，应当动动脑子。当前围绕中国的舆论中存在不少不错误信息。中国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但与此同时，在比利时诸多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往往也是最缺乏客观、全面呈现的国家之一。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刻板印象或固有偏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和亲身接触，这是我最想强调的。
《新闻报》：您提到外界对中国缺乏了解。那么，作为记者或者普通比利时民众，应如何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否像您所说的那样，亲自去中国看一看？这是您最希望向比利时公众传递的信息吗？
费大使：确实如此，百闻不如一见。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地，媒体在帮助公众增进认知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无论媒体报道多么专业、全面，都无法完全取代亲身经历和实地感受，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当今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新闻报》：大使先生，我想谈一谈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曾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统一关联起来。请问您如何看待2049年这一时间节点？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时间？
费大使：台湾问题至关重要，是中国人民最关心、最重视的问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当前台海局势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延续至今所造成的。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希望实现和平、发展和繁荣。因此，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已明确提出“两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中国还将接续实施“十六五”“十七五”等五年规划，直至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大势，也将为地区乃至世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恰逢中比建交55周年。1971年10月25日，纽约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比两国正是在同一天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长期坚持的原则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新闻报》：我理解统一对中国非常重要，也理解2049年这一时间节点对中国意义重大。但2049年并非实现统一的目标时间，是这样吗？
费大使：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不可动摇。至于统一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中华民族历来拥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智慧，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同时，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我相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原则，也是比利时、欧洲国家及美国等国坚持的基本原则。
《新闻报》：我理解您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中国政府似乎始终拒绝排除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您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不排除使用武力。
费大使：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首先，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一国两制”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案。其次，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中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需要指出的是，相关措施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台独”势力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二是外部势力阻挠、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在中方看来，这是两种最危险的情形。
《新闻报》：只有在您刚才提到的两种情况下，中方才会考虑采取相关措施？
费大使：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的两种情况。这其中也涉及当前很多人讨论的台海现状问题。台湾海峡最真实的现状，就是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如果这一现状能够得到维护，那么台海和平稳定就有保障。相反，如果有人试图改变这一现状，那才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真正的威胁。这也是中方在近期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反复阐明的重要立场。
《新闻报》：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
费大使：我认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一共识尤为重要。当然，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挑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或短短几天时间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是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确定性，加强双方在政治、军事、经贸等领域沟通交流。因此，此次会晤对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晤。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将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规划和推进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新闻报》：比、欧媒体认为，本次会晤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中国的胜利，甚至是习近平主席相较于特朗普总统的胜利。同时有观点认为，此次会晤甚至让特朗普在对台军事支持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动摇。若美国继续推进对台军事支持，中方将如何看待其可能后果？
费大使：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对台售武。多年来，中方已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此次会晤，向美方清晰、明确阐述了中方关切，我相信中方立场已得到充分传达。我不认为可以将此次会晤简单定义为“单方面胜利”。在我看来，会晤对中美两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一次胜利。当然，这并非一次性、永久性的成果，而是在当前稳定性、确定性日益稀缺的背景下，为维护国际关系总体稳定所取得的一项积极进展。
《新闻报》：您谈到关于台湾问题的国际共识，这一点外界也许存在不同解读。下一个问题是比利时对台立场。比利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与台湾保持一定非官方务实往来与接触。请问中方如何划定对台接触的边界？比利时及其他国家同台湾开展哪些交往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费大使：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正如我们此前所强调的，今年是中比建交55周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为重要背景和政治基础的，这并非巧合。这表明，中比关系的前提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所达成的共识。比利时及中方其他伙伴国家同台湾地区交往的界限十分明确，中方一贯反对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或外交往来。同时，中方不反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等正常互动。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中方关注的是个别“台独”分裂势力打着所谓文化、经贸等非官方领域合作往来的幌子，试图推进分裂图谋的行为。我相信，许多比利时朋友已经注意到，外界原本认为属于非官方或纯粹文化性质的互动，可能会被台湾有关方面进行政治化解读，并借此宣扬所谓支持“台独”的叙事，这也是中方想要强调和提醒的情况。
《新闻报》：也就是说，比利时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这种情况？
费大使：是的。被加以利用。
《新闻报》：这是否意味着您并不认为比方政治人物或企业本身支持所谓“台独”？
费大使：确实如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比利时朋友，包括企业界人士、学生群体及各界民众，能够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
《新闻报》：您多次强调中方立场中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请问这一原则如何适用于乌克兰问题？
费大使：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原则明确载入《联合国宪章》。若追溯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近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之一源于欧洲。这一原则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尊重与广泛认同，不仅在欧洲，在美洲、亚洲和非洲亦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原则有助于保护弱小国家和脆弱国家的正当权益。因此，我们认为应当继续坚持这一符合各方利益的原则。至于你所提及该原则是否适用于特定国家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没有例外。正因如此，自有关冲突发生以来，包括在其他相关问题上，中方始终呼吁各方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闻报》：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认为战争的爆发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中方是否对此不持相同看法？
费大使：中方在乌克兰冲突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不选边站队，而是选择站在国际法一边。关于如何认识和评判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全面、客观地看待冲突发生的历史经纬和现实背景。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切实遵守和维护。这就是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新闻报》：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是否违反国际法？
费大使：关于有关行为是否构成违反国际法，我认为，历史和现实最终会给出答案。但无论如何，这不会改变国际法本身的原则，也不会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及其基本原则所持的立场。
《新闻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战争最终结果将决定其是否具有正当性？
费大使：倘若问题如此简单，只需对一场冲突作出某种定性，问题就得以解决，那么事情反而容易多了。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当前冲突已持续数年，与此同时，新的冲突和热点问题仍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为国际局势提供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引导各方重新回归并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于双重标准，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维护国际法权威，维护国际社会普遍珍视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些原则真正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对这些原则及其普遍适用性的支持将不断增强。
《新闻报》：您认为国际社会是否存在双重标准？
费大使：当然。这并非我个人判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包括比利时和欧洲朋友在内，许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对此均有同感。
《新闻报》：在俄乌问题上，您认为双重标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费大使：这并非仅仅涉及某一场冲突，而是涉及如何看待一系列国际冲突和热点问题。就算不追溯更久远的历史，仅仅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局势，不难发现，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曾多次受到挑战和冲击。即便在当下，世界部分热点地区仍在持续发生新的冲突和动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以牺牲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实现自身绝对安全。打个比方，一个社区如果整体处于不安全状态，仅仅依靠增加安保力量或修建更高的围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风险。相反，各方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社区环境，每个人的安全才能得到更好保障。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
《新闻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普遍批评在于，如果中国确实希望实现和平，为何没有更加积极地运用自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动普京总统结束这场战争？
费大使：我认为，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如果这场冲突仅仅取决于某位领导人的决定，那么问题或许早已得到解决。事实上，这场冲突涉及众多当事方，也关系到多方重大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而复杂问题往往不可能通过简单、快速的方式得到解决。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欧洲亦然。但无论是在乌克兰冲突上，还是在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上，我们都不具备单凭一己之力结束相关冲突的能力。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不能简单按照自身意愿推动局势发展，更不可能要求所有结果都完全符合自身设想。重要的是，中国、比利时和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拥有共识，应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危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当前，我们应当共同为对话协商创造有利条件，而非火上浇油。
《新闻报》：我无意为冲突火上浇油，但接下来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是否认同比利时和欧盟的看法，将其定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是认同俄方所称的“特别军事行动”？
费大使：在一定程度上，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及部分欧盟伙伴国家对这一问题拥有共识，对此我表示理解。从欧洲视角来看，这种立场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事实上，持上述观点的国家并不占多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不持类似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联合国宪章》，也不意味着没有自身立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仅仅对一场冲突作出某种简单的定性，无助于从根本上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不仅是乌克兰危机。我们看到，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同样对国际社会造成广泛影响。乌克兰危机也给许多远离欧洲的国家带来了现实冲击，中国同样受到影响。中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冲突持续延宕、局势不断升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有关问题尽快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即使暂时难以实现长期解决方案，至少应推动实现停火止战，恢复和平与稳定，为进一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始终认为，对话优于对抗。
《新闻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中方不愿将其称为“入侵”？
费大使：“入侵”这一表述属于有关媒体所作的定性，绝非中方认可的表述。
《新闻报》：您的回答非常明确。最后我想就这一话题再追问一个问题。当前中俄双方正在探讨进一步深化能源和科技领域合作，包括开展“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欧方有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弥补因乌克兰危机及其后续影响而失去的欧洲市场。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费大使：我理解外界存在类似关切，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同事实不符。正如我刚才所说，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都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陷入冲突和对抗。中方始终希望同各方保持良好关系。若伙伴之间发生冲突，不仅中国会面临困局，亚洲、非洲及世界许多国家均会受到波及。因此，中方始终希望有关冲突能够尽快结束，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能够开展对话。如果欧方关心市场份额、能源供应等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同俄方进行直接沟通。欧方应独立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而非听信他人。
《新闻报》：您刚刚也提到了中东局势。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地区形势？相关局势对各方意味着什么？中方有哪些担忧？
费大使：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对海湾国家影响重大，地区和平稳定首先直接关系到冲突周边国家的安全。令人遗憾的是，近期冲突再次升级，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关切。除地区直接影响外，冲突外溢效应也将对更广泛的国际环境产生影响。冲突延宕至今，若当前局势继续沿着升级方向发展，将对海湾国家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稳定构成更大挑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同欧洲国家具有广泛共识。双方有必要共同敦促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推动有关各方尽快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新闻报》：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区当前危机在地缘政治层面对中方而言也可能是一次机会。对绿色技术和绿色能源的需求可能因危机而增长，而中国在相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您是否认为当前中东局势为中国带来了某种地缘政治机遇？
费大使：这并非中方对当前中东局势的看法。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世界整体及各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中国目前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因此，任何地区发生动荡，都会对中国及世界经济产生影响。正如你所提到的绿色发展和绿色产业问题，中国同欧洲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密切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中方也从欧方经验中受益良多。中欧双方都希望看到绿色发展持续推进，但这种进展不应建立在冲突或危机背景之上。这种基于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或许会带来短期收益，但终究难以持续。从长远来看，只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是推动全球绿色转型最重要、最持久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利于全人类共同福祉。
《新闻报》：感谢您的明确回答。面对欧洲记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方官员通常以中国内政不容干涉回应。请问人权问题是否确实属于一国内政？
费大使：我认为，中方立场需要放在更全面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中方强调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意味着中方不重视人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人权、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不断借鉴世界各国在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而马克思主义本身起源于欧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权益息息相关。我们相信民主、自由、人权，但同时也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人权模式或发展路径。欧洲在自身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权理念和制度安排适用于欧洲，中方对此予以尊重并愿意借鉴其中有益经验，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必须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人权发展道路。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最终应由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生活改善状况来检验，而不存在某种所谓的“人权圣经”或依据某种单一标准来裁定。
《新闻报》：在人权、民主与自由问题上，中欧确实存在不同理解。有批评认为，中方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同比利时及欧洲普遍接受的定义存在明显差异。
费大使：我们对此完全理解。欧洲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实践自身制度体系，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成果。对此，中方予以尊重。若中国的发展道路、民主模式及人权制度不起作用，那么中国如何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又如何能够同80年前相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即使与40多年、5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闻报》：也许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正是以牺牲人权和自由为代价实现的？
费大使：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成就正是建立在不断保障和提升人权、民主和自由水平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我们走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社会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简单照搬所谓欧洲模式或美国模式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建设，其中出现了不少失败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和人权本身存在问题。相反，这些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关键在于，不同国家应当根据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
《新闻报》：您的回答非常明确。谈到人权问题，我们不得不谈一谈维吾尔族群体。您能否介绍一下新疆维吾尔族相关情况？
费大使：维吾尔族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国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在过去数十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汉族的政策执行力度较为严格，而少数民族地区在相关政策适用方面享有较为灵活和宽松的安排。这只是有关政策的一个例子。此外，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本国纸币上印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国家，其中也包括维吾尔文。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围绕新疆和维吾尔族问题存在大量不实信息、虚假叙事及抹黑言论。我认为，与其反复进行解释，不如欢迎更多比利时和欧洲朋友前往新疆参访，与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我相信，这是了解新疆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新闻报》：我能否自由前往新疆采访？能否在没有他人陪同或干预的情况下同当地民众交流？作为一名比利时独立记者，这是否可行？
费大使：这不仅对比利时公民可行，事实上，欧洲、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民众已经参访过中国。中方欢迎外国朋友赴华参访，通过亲身观察和实地交流了解真实情况。
《新闻报》：您的意思是比利时记者也可以自由前往新疆采访？
费大使：对比利时公民而言，无论是学生、游客还是商务人士，目前都可以利用免签政策赴华，这是绝佳的机会。根据有关规定，记者赴华需要申请记者签证。这不仅是中国的要求，欧洲国家对中国记者赴欧采访同样有类似安排。采访管理程序同普通人员往来有所区别。
《新闻报》：是的。但中国记者签证获批后，可以在比利时自由采访，自由接触采访对象，独立开展报道工作。
费大使：目前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记者有数百人，甚至更多，中国确实没有精力像比利时国家安全机构一样，为每一位外国记者安排专门人员全程跟随。没有必要。记者完全可以按照正常采访安排开展工作，同采访对象自由交流沟通。如果你去过中国、亲身了解过中国，你会对很多事情形成新的认识。
《新闻报》：我非常乐意赴华采访。
费大使：我们非常欢迎。
《新闻报》：希望您能为我出具采访资格审批函。
费大使：那么你首先需要提交申请。
《新闻报》：是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维吾尔族对中国的重要性，例如人民币上印有维吾尔文。我无权代表维吾尔族群体发言，但于他们而言，本族语言被印在纸币上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外界所提到的“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以及新疆地区“压制少数民族”等问题。您如何评价有关批评和指控？您可能会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属实，但相关报道数量众多，其中既包括大量媒体调查报道，也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这些内容是否都属于虚假信息？
费大使：是的。有关说法完全属于不实和虚假信息。在欧洲国家，围绕新疆问题确实存在大量报告。但为什么有关信息仅仅出现在这一地区？如果从调查报道的角度认真追溯相关材料来源，不难发现，许多被反复引用和传播的信息最终往往来自极少数几个信息源，而这些机构的相关背景和资金来源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
《新闻报》：例如联合国吗？
费大使：联合国体系下设有多个不同职能的机构。中国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在联合国内部，各方围绕相关议题也可能存在不同观点甚至较为激烈的讨论，联合国框架下的众多附属机构和专门组织各自承担不同职能。因此，与其依赖间接信息，不如实地访问新疆，同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直接交流。恶意抹黑中国和新疆的人，其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闻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费大使：我认为，其目的就是对中国及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事物进行污名化、妖魔化，从而使外界通过预设立场和特定叙事框架来看待中国，而非基于自身观察和事实作出判断。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也是对中国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
《新闻报》：您的意思是不存在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压制”或“强迫劳动”问题？
费大使：是的，我可以明确地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至于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所谓“调查报道”，据我了解，其中不少报道的作者从未到过新疆，也从未在新疆同维吾尔族民众进行过面对面接触。
《新闻报》：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许可。
费大使：不，是因为他们不敢去中国。这种恐惧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而是来源于他们本国政府。以比利时媒体为例，我对比媒的选择表示尊重，但据我了解，目前并没有任何比利时媒体在中国派驻常驻记者。这并非中方造成的结果，更多同媒体自身选择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信息往往只能依赖第三方渠道或间接来源。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欢迎比利时媒体赴华采访报道。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新闻报》：也许中方是为了传播某种特定叙事？
费大使：中国能够主导你们的叙事吗？不仅是在中国，在这里也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采访中，我是否曾试图这样做过？没有。我们之间进行的是自由、开放的讨论和交流。
《新闻报》：您如何同国家主席之间保持联系？我理解，由于驻外使节众多，您未必同习近平主席保持一对一联系。但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此外，习近平主席如何看待比利时？
费大使：作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我是中国国家主席派驻比利时的特别代表。对此，我深感荣幸，也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我的信任。我的职责，就是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同比利时国王陛下及比利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比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是中国驻比利时第16任大使，今年恰逢中比建交55周年，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复杂挑战，从事外交工作并不容易。不过，我也经常勉励自己，工作越是艰巨，越有可能为国家利益和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大价值。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比利时工作、生活。多年来，比利时人民的谦逊友善、热情好客、务实精神、经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两国彼此间存在的误解和认知偏差也不时令我感到困惑。我常说，比利时（Belgium）、布鲁塞尔（Brussels）和北京（Beijing）都以字母“B”开头，比利时还有著名的布鲁日（Bruges）。在我看来，“B”更应该代表“桥梁”（Bridges），而不是“壁垒”（Barriers）。回顾比利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个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独特桥梁作用，而非依靠设置壁垒和隔阂。历史已经证明，壁垒越多，对发展越不利。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因此，我认为，尽管我们在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是正常的，也不应成为阻碍合作的理由。恰恰相反，差异意味着更多交流互鉴和合作共赢的机遇，而不应被视为风险和障碍。这也是我始终坚持的理念，并将继续贯穿在我的对比工作之中。
《新闻报》：您多次强调对话及搭建桥梁的重要性。据《金融时报》报道，近期欧委会围绕《工业加速器法案》同中方外交人员的对话第二次被取消。据称原因在于中方，但中方并未就此给出明确解释。欧方对会议取消背后的原因感到困惑。您如何看待此次事件？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欧盟应对中国经济冲击的“硬拳头”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令中方感到不适。
费大使：我认为，欧洲并非仅有一只“硬拳头”，而是有两只“硬拳头”，甚至还有更多不同的政策工具。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拳头”，有“头脑”，还有“双脚”。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让“拳头”来决定我们的思考，而应是“头脑”来引导“拳头”的行动。我们看到许多现实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单纯依靠“更硬的拳头”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所谓“强硬立场”，去年我们也看到过类似情况，而去年的“硬拳头”并非来自中方或欧方。事实证明，“强硬立场”无法带来预期结果。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今年的“硬拳头”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呢？我们需要给予外交人员更多时间和空间，让对话机制继续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可能比较复杂，也会有起伏，但从长期来看，对话沟通仍是应对挑战更理性、更可持续的选择。
《新闻报》：最后两个问题。大使先生，如果请您用一句话帮助比利时读者更好理解中国，您最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费大使：中国是伙伴和朋友，而非敌人或威胁，更不是风险。中比关系过去55年的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这一点。许多比利时企业在对华合作中实现了自身发展与成功，例如索尔维、世索科、巴可等，杨森则是医药领域的鲜明例证。在物流领域，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和列日机场都是中比合作的典型案例。当然，围绕这些项目也存在不同的评价和报道。但我认为，其中一些声音并非基于事实。比利时拥有欧洲第二大港口和第五大航空货运枢纽，物流领域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因此，我们应当珍惜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及未来可能实现的合作潜力，而非过度关注和放大负面叙事，这些声音未必是从服务中比利益出发的。
《新闻报》：我认为这对您来说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正如您在图表中看到的，目前只有约1%的比利时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您认为如何才能改变这一认知？
费大使：对于这一数据，我并不感到意外。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中国不寻求与刚才提到的任何国家建立盟友关系，中国致力于同包括比利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良好伙伴关系。目前，中比两国已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不断丰富和提升其内涵。我相信，持“合作伙伴关系”定位认知的民众比例会更高。中国和比利时并未将对方视作盟友，但双方均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彼此更好的合作伙伴。双方已在诸多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未来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企业。
《新闻报》：最后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如果有机会让中国了解一条关于比利时的信息，您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费大使：比利时是中国的伙伴。尽管国内也有各种说法，但比利时作为合作伙伴这一定位十分清晰。这就是我想传递的信息，接下来我也会继续传递下去。
《新闻报》：您认为中方是否应当以不同于当前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伙伴关系？
费大使：我当然希望中方能够更加重视并进一步发掘中比合作伙伴关系的价值。同时，“一个巴掌拍不响”，任何关系的发展都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新闻报》：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大使先生。
费大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