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日，驻爱尔兰大使赵希源应邀出席圣三一大学举办的中国主题研讨会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全文如下（译自英文）：
尊敬的各位教授、学者，同学们、朋友们，
很高兴今天来到圣三一大学与大家交流，感谢亚洲研究中心组织本次研讨会。数百年来，一代代思想家在此畅所欲言、集思广益。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涵盖了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各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兼顾绿色转型目标的可达性和可及性？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开展合作？
当今世界正面临严峻挑战。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延宕，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动荡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能源安全难以保障，一些主要经济体愈发内化。
中欧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也不必假装彼此利益完全相同。但面对全球性挑战，单打独斗终非可行之道，唯有携手合作方能共克时艰。分歧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以建设性态度妥善管控和化解分歧。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想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分享几点思考。
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之虎”时期一样，中国的快速发展常被称为“经济奇迹”。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摸索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长期战略指引与宏观稳健保障作用。这一发展模式取得成就举世瞩目：超过8亿贫困人口脱贫；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1978年增长了344倍，达到约19.3万亿美元。
然而中国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化解新挑战中破浪前行。以下两个例子生动印证了这一历程。
第一个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中国的入世谈判历时长达15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外汇储备不足、银行不良资产沉重、国际贸易不稳定以及许多产业技术相对落后等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依然作出了大幅降低关税、向外资开放100多个服务部门、接受世贸组织特别条款和义务等一系列重大承诺。
当时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本土企业担忧难挡外资冲击；金融机构担心失去优质客户；广大农民担忧农产品进口骤增会冲击基本生计。然而，中国选择了深化改革而非止步退缩，选择了主动融入而非封闭自守。国内产业经历了深刻的重组改制、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来自外部的竞争最终转化为推动中国产业转型与现代化升级的强大催化剂。
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危机，中国没有盲目归咎于人，而是深刻认识到外需萎缩必将波及各个经济体。中国迅速出台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举措，重点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农村民生工程、生态环保及自主创新等领域，并加大对企业与民生的支持力度。这些举措的影响远不止于短期逆周期调节。以高铁建设为例，2008年前中国的现代高铁网络几乎一片空白；而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应对危机的战略性投资，最终转化为连接区域协同、支撑经济长远增长的坚实基础设施。
这些事实是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此类论调本质上反映出某种零和博弈思维，即盲目认为一国的发展必然以损害他国为代价。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中国不仅在迎难而上中实现了自身的持续稳健发展，更长期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今天，中国正迈向高质量和绿色发展新阶段，坚定推进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些理念在中国的能源转型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目前，中国光伏与风电总装机容量已突破18亿千瓦；在新型电池、电动出行及电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持续投入，正为可持续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在欧洲，不时出现对中国产能与贸易顺差的担忧，有观点认为中国商品挤压了欧洲本土产业的空间。然而，海关数据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全球价值链下的实际利益分配。
以苹果手机为例，中国每年出口约1.5亿部苹果手机，形成了约600亿美元的名义贸易顺差。但这其中仅有极少部分加工价值留在中国，超过60%的附加值最终回流到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苹果公司。
中欧产业合作亦是如此。大众、宝马、奔驰等欧洲车企全球三成以上的销量源自中国；在化工、航天等领域，欧州独占中国相关进口份额的30%以上；在华欧企更将近四成产能返销至欧洲。
现代产业链供应链高度融合，产品设计、制造与利润往往在不同国家发生。正如《德拉吉报告》所指出的，欧洲产业竞争力的下滑，根源在于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结构变化、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上的投资不足。国际贸易不被简单地归结为顺差与逆差的零和博弈。这也正是中方的核心关切所在：欧洲针对中国经济的批评，有时并未完全依据基本事实与经济规律。
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回应欧方关切，坚持就贸易和产业政策展开建设性对话。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中国已明确提出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中国进口额近2.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超过1200亿美元。下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投洽会）将在中国举行，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将担任主宾国。目前已有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会，其中6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展位，还有超过140家知名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参加。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彰显坚持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信任从来都是双向的。正如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期待稳定的制度环境一样，出海发展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亦应享有公平、透明、可预期、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荷兰安世半导体与英国钢铁公司的案例便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案例中，中方企业皆在危机时刻雪中送炭，挽救了当地企业的生产线、技术与就业。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关企业渡过难关后，这两笔正常的商业投资却遭遇了“国家安全”名义下的强行政治干预。如果外资在危机时刻被寄予厚望，而在转危为安后却面临泛政治化打压，将极大侵蚀国际投资的信任根基。
一个健康的国际经济体系，离不开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体系。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经贸合作，对于处理大国关系、维护全球秩序的整体稳定，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座的各位学者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想必并不陌生。这不仅是一项宏伟的愿景，更是中国付诸实践的行动指南。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去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这些倡议带来了切实的效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下，已累计筹集资金超230亿美元，落地1800多个民生项目，培训专业人才逾20万人。同样，在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发展合作中，中国始终尽己所能履行国际责任，尽管有些大国在这些领域越来越缺乏担当的意愿。
中国的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今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面向全球30多个国家4万余人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25个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22个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领导力的信任度也高于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度。
我们从不将这些认可视为自满的资本，更无意将其作为竞争的筹码。当今世界正处于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不仅关乎战争与和平，更关乎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坚持多边主义还是任由世界滑向分裂。
近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地质灾害令人痛心，也再次警示我们：气候变化无国界。中欧过去在应对这一共同危机中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面对未来，我们更应并肩前行。
共同的挑战需要共同的责任。中国从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不同于以竞争视角审视全球性挑战，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开放合作。
中欧拥有先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以及巨大的合作潜能。只要我们坚持务实合作而非保护主义，建设性对话而非相互指责，就完全有能力将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转化为更多的战略稳定、共同繁荣和经济机遇。
圣三一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为严谨独立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平台。诸位学者今天齐聚于此，带来了前沿的专业见解与深邃洞察，将极大丰富我们接下来的思考与讨论。值此研讨会揭幕之际，我诚挚期待大家的精彩发言，并祝愿今天的交流能够进一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