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前驻文莱大使,并曾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政务参赞)
今年4月18日是“亚非会议”(亦称“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世事历经沧桑,不论是亚非大陆,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万隆会议在世界现代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已被许多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准则。
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会议期间,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了“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身负重任赴万隆
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夺回昔日地盘。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兴独立国家认识到团结互助、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四国一致响应。1954年12月,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的具体事宜,决定联合发起这一会议,并由印尼总理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中国在接受邀请后,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各项工作。当时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 首先,参加会议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他们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之间有的建立了外交关系,相互友好;有的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纠纷;他们中间有的国家主张中立主义,有的国家参加了“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 其次,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有外交关系,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已建交的国家)对中国了解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有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很深的成见和敌意。 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利用亚非国家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使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在亚非国家中挑起争论,破坏团结,以达到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目的。就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美国竟指使蒋介石集团派遣特务,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暗害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
面对这样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总方针确定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为此,提出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在向会议提出要求时,要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其他与会国的合理要求,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向会议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攻击、污蔑时,中国则应采取正面申述立场和说明情况,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此外,估计到会议期间可能会有人提出台湾问题,因此确定如下方针:中国主张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万隆。周总理在万隆机场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共同的有关问题;尽管有人正在力图破坏这个会议,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阻挠和破坏,为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与合作,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周总理这个简短谈话既指出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也预示了会议将会遇到的困难,但对会议的成功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求同存异拨航向
4月18日上午,亚非两大洲首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会议由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任主席,苏加诺总统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长篇开幕词。在前两天一般性发言中,绝大多数代表发言都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要促进亚非团结合作的良好愿望,但也有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面对会议可能走入歧途的危险,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而作即席补充发言。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强调亚非国家存在求同的基础,这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亚非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周总理还就两天来会议所谈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讲话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赞扬。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中,一些国家代表又节外生枝。有的将共产主义诬为“殖民主义”,提出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反对使用“和平共处”一词,说它是“共产党的名词”。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周总理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冷静思考解决分歧的途径。他在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对会议拟发表的“和平宣言”提出7条建议,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等准则。这些建议结束了政治委员会的激烈争论,推动会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发出了亚非人民团结反殖、捍卫和平、维护独立,争取解放和加强友好合作的共同呼声,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广交朋友结硕果
会议期间,周总理还在会外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其中,与印尼签订关于华侨双重国籍条约和关于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声明两件事特别重要。这两件事虽与亚非会议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当时国际形势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亚非会议前以及会议期间,常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会的东南亚国家也对此表示某种担心和疑虑。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在万隆签署了中、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选择一种国籍。条约还规定: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一条约的签订有力证明了中国毫无利用侨民来颠覆它国政府的意图,从而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
在台湾问题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亚非会议上散布了一些奇谈怪论,把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的斗争,同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混为一谈,希望中国采取措施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不仅在会上重申了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一严正立场,而且在会下先后向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做工作,反复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立场,发表了69个字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个简短声明不仅在亚非会议广大与会国代表团中和世界上赢得了广泛支持和强烈反响,而且使美国十分被动和孤立,连美国盟友英国对周总理的声明也产生了某种“兴趣”。亚非会议后不久,美国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举行会谈。这是周总理通过巧妙的斗争艺术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和挫败美国阴谋的又一成功范例。
在万隆期间,周总理除参加安排得很紧张的会议外,还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时半就已开始,晚的竟至凌晨一二点钟还未结束。有人曾计算过,在7天亚非会议的168个小时中,周总理只睡过13个小时,平均每天睡眠不超过2小时。在那些不眠的时间里,他不是出席各种会议,就是与其他代表团进行交往活动。在与各国代表交往和接触中,周总理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的崇高形象,并使人乐于与他交往。会议期间,周总理辛勤播下的友谊种子,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在会后的短短数年中,我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截至1961年,我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6个发展到16个。与此同时,我国与其他一些与会的亚非国家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亚非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亚非各国代表团排除各种干扰、破坏,共同努力取得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黎巴嫩代表团团长拜会周总理时曾当面赞誉说:“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得了胜利。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比别人都大。”应该说,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对周总理的这番赞誉,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确,周总理在会议期间那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卓越才能以及他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态度,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而且对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发展新中国同亚非国家的正常关系和友好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的活动,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本文出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万隆精神 普照大地——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一书,有改动)